所谓抽象审查，不需要具体的案件或者具体的人的具体权利受到侵害为前提，由违宪审查机构直接进行抽象性的违宪审查，比如法国宪法委员会在法律公布之前对法律进行的事先审查。
[17]这里所说的国家形式，就是指立宪共和国。马克思终极的社会理想是什么？是消灭国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现代宪政主义主要指自由主义民主宪政，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限制国家自由以保障人民自由的制度就是宪政制度。顾銮斋在《西方宪政史》中认为：宪政是一个关于人民、宪法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概念[11]，经过了中古模式近代体制与现代结构三个发展阶段。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定义宪政的学者，他认为宪政即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包括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并指出：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都怀疑，这是有人故意在给执政党挖坑，给改革者制造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与麻烦，制造对立面，目的可能是借着炒热宪政争议，转移矛盾、转移视线、分散精力，让主政的改革者陷于意识形态紧张局面，从而削弱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对新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抵消打虎灭蝇、整顿党风政风的威力，使改革者无力与既得利益群体及其腐败分子打赢持久战，无法有效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改革。
个人自由主义从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存在出发，主张不受干涉的个人自由也即消极自由，维护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私权利，从而以捍卫自由权利的形式保守现实存在的不平等的资本等级秩序，追求少数人的自由最大化。总之，宪政民主是大势所趋，我们只能选择宪政民主的不同实现形式，一种是共产党党权接受宪制规制并长期执政为民的人民民主宪政，也即社会主义宪政，另一种则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自由主义宪政。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倾向，但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个人是国家的基本单位，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为基本单位的家国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它的形成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有关。第三，富强既然指向的是物质文明，那就成为一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就需要一个标准来确立。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们采用普鲁士模式时, 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中的国家主义, 它又表现为‘崇拜天皇的形式。最后，更加不能忽略的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的国家任务规范，在表述国家任务时其目标主体定位为中国，即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中国这个定语之表述与其后的诸国家任务目标在逻辑上是统一的。
25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立宪政治基本上是沿着这样一条未知的民主共和之路艰难地前行着。在近代中国辛亥革命之前，从西方传入的人权概念被转化为一种带有集体本位和国家本位的概念，并被理解为救亡与图存的工具，且强调民主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20 在这里，我之所以表述为家国主义而非国家主义，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是国家的基本单位，而国家主义并不一定具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虽然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逐步将富强的含义明确并指向物质文明，但其后的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原则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开始有限度地在宪法规范层面对国家主义采取了纠偏行动，为目前辉煌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宪法制度和规范基础，也为中国立宪政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种能量远非古老散漫的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可比。[⑨]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册） ，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
——[日]西川长夫：《Nationalism与民族主义——以孙文及泰戈尔的民族主义为线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七十五期。因为，它宣扬的虽然是民主共和，但因应富强的国家诉求而不得已选择的却是国家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基本理念，选择的是全能政府而非有限政府的制度设计。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富强观乃是一种维新富强观。从这个角度来看，1978年《宪法》中总任务的表述，似乎也不可解读为国家任务。
50 1978年《宪法》第6自然段规定：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王本存：《立宪的隐微与显白——评张君劢的《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
西学东渐的知识分子如此，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更是如此。由于1954年《宪法》并未在国家任务目标中明确提到民主一词，故而有必要与提及富强、民主的《共同纲领》做一比较。
——[意大利]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9页。27 参见谌来业、易顶强：《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民族主义精神新解》，《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王人博：《宪政之累一一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沉思》，《现代法学》1997年第4期等。这部宪法文本中首次加入了引言，将宪法的目的表述为发扬国光，巩固国圉，增进社会福利，拥护人道尊严。48 西方认为近代化包括：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个人化、世俗化。因此，这些国家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绕过了培养理性而成熟的自由公民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漫长历程，通过民选政府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一地调配国家的建设资源，实现物质文明上的极大发展，并急急忙忙地加入到侵略和掠夺的资本主义大军中
[2](p347-348)奇怪的是，芦部专门讲到宪法修正程序，却没有提到议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事情，他所言仅涉及了宪法修正程序的一半。在百里基地案件第一审中，水户地方法院认定：自卫队是否相当于宪法第9条第2款所规定的战力，原则上讲不属于司法权审查的范围，除非明显违宪无效的，不得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
前者是指对于被怀疑违宪的法令单纯从是否违反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宪法判断。对于被法院判认定违宪的法律的效力如何，日本学说有三种观点：1.认为在客观上已导致无效的一般效力说（即不经议会加以废止的程序，就失去存在）。
[14](p19-24)1962年9月，法国戴高乐宣布要将总统改为直接民选。美国宪法甚至没有规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但法院的该项权力是通过判例形成的。
2.认为只是限于在该案件中被排除适用的个别效力说。宪法失去刚性就不便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因为它的修改程序不够严格，难以阻止轻易的修改。只不过需要名正言顺而已。[2](p342)对同种事件要求同样解决是判例拘束力的根据。
在这一意义上，判例发挥着法源的功能。宪法判断回避原则是指在诉讼中回避宪法判断的手法。
[2](p340-341) 也有学者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法院终局判决的效力，指出主要功能有二：一是该判决终局性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纷争，当事人不能再以同样的主张提起相同的诉讼。虽然基本人权的确立是近代宪法的目的，也是构成宪法的最高规范性的基础价值，但是当这种基本人权遭到立法、行政两权侵害的情形之下，就要求有法院或类似的机关作为对其进行救济的宪法守护人的违宪审查制度。
在美国，不仅联邦宪法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而且各州的宪法也是如此。二、日本宪法修改的内容和程序 （一）宪法修改的理论 宪法修改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宪法一旦制定出来，在没有修改之前，它的条文是固定不变的，然而社会情况是变动不居的，为了让宪法适应社会现实，必须修改宪法。
在逻辑上，修改宪法修改程序也需要遵循宪法修改程序本身。东京高等法院在厚木基地公害诉讼中也对自卫队问题作出了裁决。统治行为论应该限制解释为法治主义的例外。芦部信喜认为，严格地说，判例指的是在推导判决结论上具有意义的法的理由，即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
对侵略性质的含糊其辞、曲意掩饰，对战争罪犯的参拜，不仅极大地挫伤了前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自然激起国际社会的反对，而且在国内也得不到多数支持，至少在国会难以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在日本附随性违宪审查体制下，违宪判决的既定力具有如下特色： (1)下级法院因为没有终审权，所以下级法院对法令的违宪判决意味着：仅在该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间，被宣布违宪的法令被排除适用。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即所谓解释改宪，然而宪法解释是有限度的，目前解释改宪几乎已经达到极限。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律、法令和诏敕，我们均将排除之。
无限制说认为：一、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主权是绝对的。……，有权选择自认为最能促进他们幸福的政体。
